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建基于汉斯•斯隆爵士在1753年遗赠给国家的71000多件藏品，其中包括书籍、古物以及自然标本等。 除此之外，初期馆藏中还包括以下两宗：
　　• Cottonian图书馆的书籍和手稿；
　　• 哈利文库（the Harleian collection） 所藏手稿。

　　博物馆最初的藏品被分为3类：
　　• 印刷书籍（包括版画）；
　　• 手稿（包括徽章）；
　　• 天然和人工制品（及其它所有类别藏品）。

　　1772年，博物馆迎来了威廉•汉密尔顿爵士所藏希腊陶器，这是博物馆入藏的首批大宗古典时期文物。

　　这时期在馆史上举足轻重的新入藏品还包括1756年时遗赠于博物馆的首具古埃及木乃伊，以及库克船长的三次太平洋航行（1767-1770年）所带来的许多民族学材料，其中有一件塔希提人的丧服。

　　博物馆也收到过一些比较古怪的捐赠，譬如像被海狸啃过的一根树干（1760年）、一块形似面包的石头（1760年）和一只活生生的北美陆龟（1765年）。

　　人们对于古典文物的兴趣影响了19世纪初期博物馆收藏的发展方向。此时入藏的大批古典时期器物中有备受瞩目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1802年入藏）以及瑭利所藏古典雕塑（Townley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sculpture，1805年入藏）。后者包括了著名的"掷铁饼者"（Discobolos）和少女半身像"克莱蒂"（Clytie）。

　　随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物的重要性，博物馆于1807年成立了古物部（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在整个19世纪内，博物馆的古典文物收藏不断增长。其中包括来自巴塞的阿波罗神殿（Temple of Apollo at Bassae）的雕塑（1815年）、帕特农神庙石雕（1816年）、"涅内伊德"陵墓建筑（Nereid monument）（1842年）和哈利卡纳苏斯的摩索拉斯陵墓（Mausoleum of Halikarnassos）遗存（1856-1857年）。

　　19世纪中叶时，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中东地区。博物馆的西亚收藏始于1825年。早期的藏品包括了一系列"表现两河流域历史"的手稿、徽章和古物。

　　19世纪50年代，发掘出土于中东尼姆鲁得（Nimrud）遗址的首批石刻进入馆藏，其中就包括了昵称大翼牛（Great winged bull）的人首翼牛像。因为运送雕像的队伍在途中遭遇匪徒伏击，这座雕像差点没能来到博物馆。双方驳火时留在雕像上的一个火枪弹痕至今可见。

　　1860年，古物部被划分为三个新部门以契合当时新的收藏方向侧重点。这三个部门分别为：希腊罗马古物部、钱币徽章部和东方古物部。

　　博物馆收藏的重点在19世纪下半叶有所变化。在考古学团体一再强调本国文物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后，博物馆设立了一个专职负责英国和中世纪藏品的职位。

　　首位被委任担当此职位的是当时25岁的奥古斯塔斯•沃拉斯顿•弗兰克斯（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后被封为爵士）。他为博物馆目前的部门架构奠定了基础。

　　弗兰克斯不仅充实了馆内的英国和中世纪文物收藏，还进一步把馆藏范围扩阔至包括来自欧洲的史前器物、民族学和考古材料，以及远东的艺术品和器物。

　　弗兰克斯负责购置的文物包括一只罕见的诺桑比亚鲸骨首饰盒（1867年）、皇家金杯（1892年）以及10000件来自克里斯蒂史前及民族学收藏（Christy collection of prehistory and ethnography）的藏品，其中有一批墨西哥绿松石面具（Mexican turquoise masks）。

　　1897年，弗兰克斯的个人收藏被遗赠予博物馆，璀璨绝伦的奥克瑟斯金银器宝藏（Oxus Treasure）也在其中。

　　19世纪80年代时，大英博物馆的藏品经历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分流。自然史类藏品被迁移至伦敦市内南肯辛顿区的一处新建筑内，也就是后来的自然史博物馆的所在地。

　　大英博物馆在20世纪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如藏品的重新规划整理，以及一系列新展厅的开放等。

　　而由于不少藏品在一战时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博物馆更在其后的1920年成立了科研实验室。其任务是监测藏品的状态，以及为修复和保存工作提供协助。

　　20世纪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也为博物馆带来了新的藏品。在海外，博物馆参与资助的乌尔考察之旅发现并发掘了伊拉克境内属于苏美尔文明的"皇家墓葬"（The Royal Cemetery）。

　　而在英国国内，规模宏大的盎格鲁-萨克逊时期船棺葬在1938年被发现于萨福克郡的萨顿胡（Sutton Hoo）。其遗存在1939年被纳入馆藏。

　　1997年时，博物馆实行了又一次的藏品分流。在这次分流中，原位于馆内的图书馆各部门及其藏品被移交至大英图书馆位于圣潘克拉斯（St Pancras）的新址。

　　为了当代后世都能受益，博物馆一直致力于保存藏品及扩展收藏范围。而馆藏的持续建设，则有赖于各种公共资金以及私人捐赠的资助。

　　除文物之外，博物馆也非常注重对现当代作品的收藏。这些作品来自世界各地，在原有丰富的古物馆藏的基础上，继续记录着当下社会、政治、信仰、经济、艺术以及科技的改变。它们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让博物馆得以继续为未来的世代讲述世界不同文化的故事。

一些近期的重要当代收藏及遗赠包括：
1945年至2000年间的200多本日本相册
　　这些相册反映了现代日本的变迁。由"大英博物馆之友"（Friends of the British Museum）资助购藏。

"国王的嘴巴"（La Bouche du Roi）多媒体艺术装置
　　这件发人深思的作品由艺术家Romuald Hazoumé创作。2007年时在艺术基金和大英博物馆之友的资助下入藏大英博物馆，以纪念英国国会废除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两百周年。

一组现代艺术徽章
　　这些徽章由英国艺术奖章信托基金向国际上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委托订制并交予大英博物馆收藏。和一般纪念荣耀人物或事件的徽章不同，这组现代徽章以谴责时事和政治人物为内容。

　　大英博物馆中现有中国藏品接近三万件。其历史始于汉斯•斯隆爵士在17、18世纪时对同时代中国艺术品及器物的收藏。

18世纪：建馆馆藏中的中国藏品

　　18世纪建馆时，来自汉斯•斯隆爵士遗赠的藏品中就包含少数中国文物。虽然其中许多珍贵的手稿和古籍（如1603年版的李时珍《本草纲目》，1592年版的《三国志》以及明代版本的《图绘宗彝》等）已分流至大英图书馆，但许多17、18世纪苏州版画仍藏于大英博物馆。同样留在大英博物馆中的斯隆藏中国文物还有一批清代琉璃器皿、皂石神像如观音、寿老和八仙等。此时由于欧洲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限，书画、玉器和青铜器等还没有开始进入馆藏。

19世纪：藏品规模的扩充

　　中英两国在19世纪时交接愈加频繁。少量文物也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进入到博物馆馆藏中。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件1839年铸造于宁波的寺庙铜钟，由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于1844年捐赠。

　　博物馆所入藏的首批大宗中国文物来自上文所提到的奥古斯塔斯•沃拉斯顿•弗兰克斯爵士，时任博物馆英国与中世纪藏品负责人。弗兰克斯爵士从未踏足中国，但学识广博独具慧眼的他当时已经开始从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军官以及学者手中为博物馆大量购藏东方古物。馆藏中第一批成规模的中国玉器和瓷器收藏便是来自于其私人捐赠及遗赠。他的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人们对远东文化的热情，也为博物馆吸引了更多来自民间的中国文物捐赠。

　　随着人们对中国的认识加深，博物馆在19世纪末期从曾在日本随军行医的安德森医生（William Anderson，1842-1900年）处购藏了一批中国书画。这是博物馆的首宗中国书画收藏。进入20世纪后，博物馆又从曾在中国居住过的维格纳夫人（Frau Olga-Julia Wegener， ？-1938年）处购入了大批中国藏画。

20世纪：收藏和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是大英博物馆成立以来中国藏品增长最多最快的时期。部分原因是1911年清朝的灭亡及随后多年的政局动荡使得许多的中国贵族、宫廷官员及学者纷纷向公共机构或私人藏家变卖他们手上的文物以换取现金。此时也正值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以及铁路工程在中国的推进。大批古代遗址的发现促进了东西方的学术交流以及文物流动。

　　中国美术的瑰宝《女史箴图》在20世纪初的1903年进入馆藏，由当时的东方版画及绘画负责人劳伦斯•比恩（Laurence Binyon，1869-1943年）从一位义和团运动期间（1900年）在中国的英军上尉手上购得。

　　自20世纪初起，大英博物馆亦开始参与资助包括中西亚在内的全球范围内的考古考察和发掘。考古学家和探险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年）第二次的中亚考察（1906-1908年）即由大英博物馆和印度政府联合资助。他在这次考察中购得的敦煌绘画文书等随后亦入藏大英博物馆，另有部分现在印度国家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以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1935至1936年，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在皇家艺术学院的伯灵顿宫（Burlington House）举行。参展的除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外，还有英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中国文物藏家。许多参展的藏家后来都慷概地将他们的中国藏品捐赠或遗赠予大英博物馆。其中包括亨利•奥本海姆（Henry Oppenheim）、塞利格曼夫人（Mrs Seligman）、奥斯卡•拉斐尔（Oscar Raphael），以及哈里爵士与夫人加纳等（Sir Harry and Lady Garner）。

　　20世纪时博物馆入藏的另一宗重要中国收藏来自于乔治•尤莫霍浦路斯（George Eumorfopoulos, 1863-1939年），东方陶瓷学会（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的创始人之一及首任会长。这位富有并且热爱收藏的希腊企业家，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在1930年代后期将其包括2000多件中国文物的大批收藏出售予大英博物馆，其中就包括了青铜重器双羊尊。

收藏基金与学术交流

　　大英博物馆丰富的中国收藏还有赖于很多亚洲艺术爱好者的慷慨支持。珀尔西•汤玛斯•布鲁克•塞维尔（Percy Thomas Brooke Sewell, 1878-1958年）就是其中一位。这位挪威籍银行家为博物馆设立了两个基金，专为亚洲部的藏品购置提供资助。馆藏中的另一件青铜重器康侯簋，即为博物馆以塞维尔基金于1977年从古董商布列特父子商行（Bluett & Sons）处购入。

　　随着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一些考古发掘标本亦通过大英博物馆与中国考古学术机构的交流进入馆藏。如中国馆藏中最古老的完整陶器——出土于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尖底瓶，以及一系列的新石器时期陶片和石器，就是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交换所得。